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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史记忆(三)|邱斌:发出中国声音朱钟堂:音乐为人民服务

发布日期:2021-11-30 16:1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中强调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。

  一百年来,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,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。

  初心易得,始终难守。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历史是现实的映照,回望历史,更好地远观外来!

  为更好地从上音校史中汲取力量,助力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和“双一流”建设,党委宣传部(校史馆)、离退休工作处策划了以“校史记忆”为主题的校史人物采访拍摄系列工程。项目以年龄为依据,对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老先生进行采访。

  第一批以目前可接受采访的90岁以上的上音人为主。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上音的办学历史,我们也特别采访了曾担任校领导的几位老先生。

  我过去在上海实验剧校念演员科正科,还没毕业就出来了,所以我自己总是要想去做电影,但组织上需要,就把我调到电视台去了。后来电视台把过去的广播乐团里的小乐队、合唱团(也就是广播乐团),还有从电影厂、工人文工团、戏剧学院调来的人整合到一起,就叫广播电视艺术团,我就是负责这个团的。从1960年开始,我就跟这个艺术团都在电台,当时每年都要下工厂下乡、深入生活、搞创作等。

  1973年9月,我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,在学校主要做党务相关的工作。当时学院就钢琴、声乐、民乐、作曲指挥系、管弦系等几个系。因为我过去在广播乐团搞过合唱,合唱里面的许多团员都是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毕业的,所以一开始对声乐系印象比较深。大概一年以后我就调到管弦系了,里面行当很多,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,还有倍低音大提琴、铜管、木管、低音鼓,这些乐器都让我印象比较深。之后我调到作曲指挥系做总支书记,一直到1982年我又调到院里做纪委书记。

  我觉得上音整个的教学各方面是比较有传统的,听那些老教师们讲了音乐学院创建之初时的事,有很多俄罗斯、犹太的音乐家都逃难到了上海,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,我们学术基础各方面比较好,包括后来像作曲方面,包括和声、复调、作曲法等都有一些传统的东西。

  当时提出所有的专业老师都要编写中国的基本教材。中国现代的音乐学院的许多基础也都是那个时候老师们慢慢创作、探索出来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也到下工厂下乡,为工农服务。我认为就是说基本的东西,中国应该有所建树。另外我认为学西洋的乐器,的确也要有中国的(元素),包括中国的曲调、中国的语言,不能忘记学音乐的母语。

  我觉得现在音乐学院的的硬件,比如钢琴、琴房很好,“软件”也要上去,也就是“立德树人”,特别是要学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思想理论武装很重要。

  我希望上音能够出人才出作品,能够跟时代要求、跟人民的要求结合起来。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看看《伟大也要有人懂》(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是鲁迅评论《儒林外史》时讲的话)。韩毓海写的《伟大也要有人懂:一起来读》《伟大也要有人懂:一起来读马克思》两本书,我希望音乐学院的所有的党员同志、学生们都可以读一读本书。

  我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。建院时很不容易,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不像现在是世界名校,很辉煌,有歌剧院等等,那时候还是很小的学校。

  实际上虽然上音建校在1927年,但解放前一直在战火中辗转,一路风雨飘渺、十分不易。坚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,慢慢开始建立各个系部、成立了附小附中,学校得到了第一次大发展。上音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发展壮大的。

  后来,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漕河泾为上音盖了很漂亮的教学场所,有小桥流水,有琴房礼堂,前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还曾在这个礼堂里演出。

  这个时候的院长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贺绿汀。贺老是“三家”——革命家、作曲家、教育家,他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影响非常深远。1949年,贺绿汀被任命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院长。贺院长讲音乐的风格时最喜欢说:melody!melody!melody!意思是旋律动听优美、朗朗上口才是好作品,音乐应该为人民服务。

  那时上海还没大发展,过了肇嘉浜路就是农田,不像现在什么大巴小车那么方便,在漕河泾对于师生们开展艺术实践而言并不方便,大众也难以参加演出观摩。因为贺院长辈分高、影响广,他和市委协商要把上海音乐学院搬到市区。当时主持市委工作的是曹荻秋,看到贺院的报告欣然同意。

  汾阳路、淮海路在那时还是上海很边缘的地方,1959年在汾阳路第一次招生,本人很荣幸地在这一年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。校区有三大片草地,第一片是现在工会的楼,一直到复兴中路往西六亩地是菜园子。原来在附小的前面还有一大片草地,我们刚进来时没有南大楼、北大楼,只有办公楼,我开始上和声、作曲课全在这个楼,大部分学生都住在工会现在所在的楼,一楼是声乐系的,一个房间有三四十个人,作曲系的条件好点,是上下铺。

  条件不好难以有好的发展,所以1958年搬到汾阳路后,1959年就开始盖楼,当时孟波担任党委书记,为了办学校造了琴房和南大楼。1960年开始建北大楼。改革开放后极大解放了生产力,中国人突然发现世界变化那么大,发展的那么快,所以要走出去看看。我们也开始招收研究生,钱仁康先生成为了我院第一位博导,都是在这段时间。

  我1989年开始做教育处长,参加各种教育工作的会议,编辑教育书本、材料,为此还专门到华东师范大学去进修过一年教育学。

  教育要传承人类文化。教学生是要教基本道理的,不要耍花样。教育第一,要教孩子“听话、守规矩”,第二也要教孩子“不守规矩、不听话”。教育难就难在掌握听话到什么程度,是一个尺寸问题,所以我跟很多学生做事情会商量着来。

  现在讲“匠人精神”,其实不一定都是针对大音乐家,其实弹一个伴奏,写好一个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,我希望我们这个传统要继续传承下去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可避免,要承认发展,拥抱变化与创新。

  一个学校要办好,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老师和传统。上海音乐学院海纳百川,引进了中国各地很多的优秀人才。

  我觉得新一代年轻人非常可爱。现在这一代人从优点来说思路敏捷、接触面广,由缺点来说就是思想不容易专一、杂事太多。我们在1950、1960年代看书,哪有什么电视、手机,看个电影都很难,用矿石收音机听听电台就觉得不错。

  我希望大家沉住气、专一一点。要理解什么事情都是要努力去做的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不过这个问题我又有个矛盾的理论:两个不肯洗衣服的人,一个穿一件扔一件,一个发明了洗衣机;还有两个都不肯爬楼的,有些人就发明出电梯了,有的干脆不上楼了,所以要辩证地看待世界,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我对青年人的期望就是:世界是青年人的,希望这个世界在他们的手里发展得更美满!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,这八个字很重要,要始终牢记上海音乐学院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,怎么继承与发扬先辈们创校之初的精神,这是我们所有上音人应该考虑深思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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